夢見前男友坐牢 夢見前男友坐牢了是什么意思
2024-04-22
更新時間：2024-04-22 11:58:23作者：未知
作者：李漢秋
“紅學”已是顯學，研讀《儒林外史》的學術也可形成“儒林學”了。著名歷史學家、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谷城先生生前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我的關于《儒林外史》的兩部書，并知道我還有相關的兩部書正在出版和寫作中，他鼓勵我搞成一個系列，并為之預題了一橫幅一豎幅的總書名：儒林外史基礎研究。三十年之后，我從自己關于《儒林外史》的二十余種拙書中挑出四部，出列“儒林外史基礎研究”系列，茲綜合地談一下個人體會。2001年10月18日《光明日報》上，首都師大段啟明教授就從考據、義理、文章《“三端”相濟 游刃有余》評論我的《儒林外史》研究，二十年后仍沿這三端執(zhí)論吧。
一、資料和考據打牢學術根基
國學的傳統(tǒng)講究資料和考據，這是學術的基礎性工作，地基堅牢才能蓋起高樓。我自知才僅中人，需靠加倍用功。四十年前，1981年，籌辦畢紀念吳敬梓誕辰280周年學術討論會，我就一頭扎到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各大圖書館中。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年內出版了我的《儒林外史研究資料》（2017年擴充為《儒林外史研究資料集成》）和《儒林外史會校會評》（后經四次重版十幾次重印擴充為《儒林外史匯校匯評》，2021年又出增訂典藏版）。《儒林外史匯校匯評》包含兩方面，在匯校方面，我當時把京滬所藏的最早最重要的幾種版本和唯一的清代手抄本放在一起逐字比勘，又收集了現存其他清代版本，加以?？?，澄清了該書版本史上的一些懸案，理清了各種版本沿遞的軌跡，完成了一部無可替代的匯校本；匯評方面，誠如黃巖柏、湯書昆兩教授所說，“常爲人知的《儒林外史》評點只有三種”（《寧波師院學報》1988年第2期《李漢秋研究儒林外史成果綜評》），即：最早的臥閑草堂本評點、齊省堂增訂本評點、天目山樵評點。經我長年的儒林書叢探，覓得評點豐，驟增至十種之多，新近朱澤寶副教授又發(fā)掘出“童葉庚評批”，從而已得十一種，統(tǒng)收入《儒林外史匯校匯評》（增訂本典藏版）中。與此同時，在人物原型、情節(jié)素材方面的考索也有創(chuàng)獲。1986年我晉升教授時，吳小如先生寫下這樣的評語：“治紅學而重版本材料方面之人，如俞平伯、周汝昌，都是年高德劭學有成就的專家，李漢秋對《儒林外史》的貢獻決不下于他們之于《紅樓夢》?！边@些發(fā)現對于研究《儒林外史》的版本源流、評點沿遞、早期傳播、社會影響等都有基礎性的意義。例如，綜合之可知：同治、光緒間，南匯、松江上海周邊，有一個熱衷于《儒林外史》的文人群體，他們以黃小田為先驅，以天目山樵（張文虎）為中心，以則仙（朱昌鼎）為后勁，成員包括雷諤卿、閔頤生、沈銳卿、朱貢三、楊古醞、艾補園、徐允臨（石史）、王承基、華約漁以及金和之子金是珠、黃小田之子黃安謹等。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下，《儒林外史》的印刷傳播跨進了近現代的門檻。
在考察了原型人物之后，我在1982年寫成、出版于1984年的《儒林外史研究資料》初版前言中就提出：“在以作者及其親朋為原型的杜少卿、莊紹光、虞博士、余大先生等形象里……小說中凡寫他們及其相互之間交往的情節(jié)，基本上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時間順序安排的”，“忠實于原生活的順序，使這部分帶有某種自傳體小說的色彩”，大約因為只是兩萬多字長前言中的一小段，未被注意，引起研究關注的是其后學者的相關專論。
以上二書成為“《儒林外史》副文本”研究的重要對象，征引率很高，僅以權威刊物《文學遺產》最新一期(2021年第6期）為例，其頭四篇《儒林外史》論文無不征引我書，而且頻次甚多。專攻宋元明清文學史的北大劉勇強教授說，這是案頭必備的書。
《吳敬梓詩傳》匯輯了經幾代學人發(fā)掘出來的《文木山房集》和集外詩文四十篇，并載有吳敬梓經學著作四十三則。學術研究一向講“知人論世”，“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詩歌是發(fā)自肺腑的心靈之聲，是探測作者人格性情的第一手資料；把它們編年串聯起來，就成為吳敬梓自己以詩顯現的心態(tài)發(fā)展史，詩傳就成為心傳，顯現心路歷程。由吳敬梓的生命狀態(tài)可以乩知其寫作《儒林外史》的內在驅動力:吳敬梓是由于對世態(tài)（尤其士態(tài)）的洞察，嫉深又憫，不吐不快，激起宣泄和療救的強烈愿望而提筆。
二、從傳統(tǒng)文化索解義理深味
魯迅曾慨嘆“《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保斞浮肚医橥るs文二集·葉紫作〈豐收〉序》）他所謂“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蓋指時新的西學沖淡人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視度。《儒林外史》可視作傳統(tǒng)文化的形象教科書，從傳統(tǒng)文化解讀《儒林外史》，是讀懂其偉大的關鍵。同理，從文革的思潮中蘇醒過來，恢復傳統(tǒng)文化的正位，正確評價傳統(tǒng)文化，才能深入體察和讀懂浸透傳統(tǒng)文化的《儒林外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利益基于人們對生存條件的營求，富與貴是利益的集中表現。因應這種追求，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其“利益驅動”的體制機制。但利益驅動是把雙刃劍，既有正面效應，又有負面效應,如果調適不當，價值觀會偏頗，心理會失去平衡,造成人性的扭曲異化、人格的分裂甚或墮落。這就要求以道義原則來指引功利追求的目標方向，來制約和調適功利心。這樣的意旨至今都不失其積極意義。
《儒林外史》文化思想的主干與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主干一致，是孔孟儒家思想，其重要核心是仁義禮樂（楔子里王冕講仁義、高潮是泰伯祠興禮樂），這就要求儒者克己復禮——克制功名富貴之欲，講究文行出處之道。
但《儒林外史》并非止于“純儒家”。考察吳敬梓在父逝后和1729年滁州鄉(xiāng)試落榜后的精神狀態(tài)，他是以“魏晉風度”的精神傲世抗俗，并將之體現在杜少卿形象中的，這是我1981年提交給紀念吳敬梓誕生280年學術討論會的論文《吳敬梓與魏晉風度》提出的，在收入翌年才結集面世的《儒林外史研究論文集》之前，先發(fā)表在1981年第5期的《江淮論壇》上，此論已獲學術界廣泛認同，《儒林外史學術檔案》一書的主編在列舉了當代著名專家的認同后說：“關于吳敬梓與魏晉風度及相關命題的研究，是考察吳敬梓思想及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推動了對吳敬梓思想的認識以及對《儒林外史》蘊涵的發(fā)現與開掘?！保ㄎ錆h大學出版社2018年10月版第127頁）
在剖析虞博士等形象時，我又覺察作者進一步發(fā)展了“儒道互補”的人生態(tài)度。道家和佛禪對功名富貴的態(tài)度成為克制功名富貴欲的同盟軍。儒道佛會通是明清文化的重要現象。我的《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補》，在《文學遺產》1998年第一期發(fā)表后，中國哲學史學會首任會長張岱年教授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熱情揄揚，指出虞博士等人物形象確實“表現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儒道互補的風貌”。在我出版第16本關于《儒林外史》的專書時，岱年先生題簽賜聯：“外史紅樓深解味，漢卿實甫真知音?！比缃褚陨隙摱家讶苋搿独顫h秋講儒林》（以下簡稱《李講儒林》）。
我在2001年出版的《儒林外史研究》中提出吳敬梓創(chuàng)造的奇人狂人形象與王學左派人物如王艮、李贄等人的思想性情有關聯，在《李講儒林》闡釋王冕、杜少卿、市井四奇人等形象時也繼續(xù)論及，此再略伸論。
國家教委高教司組編、張岱年方克立主編的《中國文化概論》說：“明清兩代的文化，一方面是……程朱理學占據統(tǒng)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出現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識的早期啟蒙思潮。如以‘致良知’之說打破程朱理學一統(tǒng)天下的王陽明”。王陽明把外在權威的“天理”拉到了人的內心，變?yōu)槿说膬仍谧杂X的“良知”（《儒林外史》的王玉輝形象就表現了“良知”與“天理”的沖突），從而在客觀上突出了人在道德實踐中的主觀能動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他也有“狂”勁，又修仙又學佛，與佛道會通，否棄功名富貴，這些都與后來的吳敬梓《儒林外史》有契合點，《儒林外史》第八回還借蘧祐之口贊揚“新建伯（王陽明）神明獨運”，“有功不居，尤為難得?！蓖蹶柮鞯男膶W也稱王學，成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學基礎。王學流布天下，形成多種派別。其中泰州學派，也稱王學左派，從王陽明的門生王艮到李贄，越來越具有離經叛道的傾向。黃宗羲在《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中說他們：“平時只是率性而行，純任自然”。這讓人聯想到《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王冕、市井四奇人等人物。這一學派的門徒多來自勞動階層，如陶匠、樵夫、農民，泰州學派代表人物王艮就出身貧苦，他們的活動接近下層平民，多少反映出平民百姓的思想愿望。他們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追求個性的自然發(fā)展，主張人際間地位平等，所以《中國文化概論》說他們“已有較為鮮明的市民反對派氣息?！痹凇度辶滞馐贰分?，如果說世家出身的杜少卿形象更接近魏晉風度，那么市井四奇人就更接近王學左派的氣息。許多人物有“狂”的特征，這濫觴于對王陽明所提倡“狂者胸次”的改造和發(fā)揮。泰州學派創(chuàng)始人王艮就是一位“狂者”，38歲那年，戴著紙糊的五常冠，穿著自制的奇裝異服（《儒林外史》里的王冕也自制奇異衣、冠，季遐年則以不修邊幅呈現奇態(tài)），到南昌去見巡撫王陽明，招搖過市，轟動全城。王陽明的另一高足王畿，青年時代就放浪不羈，“寧為狂狷，毋為鄉(xiāng)愿”，極力提倡“狂”。“狂”是強烈的不滿在受壓抑情況下的爆發(fā)形態(tài)，是一種噴射式的宣泄。李贄就更是狂人，湯顯祖《寄石楚陽》說：“卓吾雖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在文學藝術家中，不愿受封建習俗約束的徐渭、鄭板橋等，都珍重自己的人格和真性情，傲世抗俗，藐視權勢。徐渭被視為狂人，當道官僚求他一字面不可得（市井四奇人中的季遐年亦然）。鄭板橋自喻“青藤（徐渭）門下走狗”，崇拜至極。鄭板橋提出“學者當自樹其幟”，并說自己“束狂入世猶嫌放”（《自遣》，《鄭板橋集》），同樣不肯為“天下安享之人”作書畫。他們的書畫藝術“不受前人束縛，自辟蹊徑”（《松軒隨筆》，見馬宗霍編撰《書林藻鑒》卷十二 清，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表現了獨特的創(chuàng)作個性和獨創(chuàng)的才能（季遐年亦然）。當時就有人把鄭板橋比作阮籍（鄭方坤《鄭燮小傳》，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二三三）。他們這些人構成了明清時代具有早期啟蒙特征的“狂人”譜系，他們鄙夷權威，掙脫禁錮，言行狂狷而不成熟，猶如血氣方剛的青少年郎，為超逸封建秩序而血脈僨張，但還來不及磨礪好武器。他們比魏晉名士已經有所發(fā)展，為中國的名士傳統(tǒng)增添了時代的新內容。作為小說形象，杜少卿、市井四奇人之狂，程度不同地分別概括了更多的時代新質素，表現了一些與社會環(huán)境不協調、為庸眾所不解的“奇”“狂”性格。一直到“五四”時期，魯迅還把標志新文學誕生的重要作品稱為《狂人日記》，仍然以“狂”作為被社會所不容的突出特征。
《中國文化概論》緊接著說：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以及顏元等人，“更從不同側面與封建社會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學展開論戰(zhàn)”。吳敬梓已經與其相隔有年而他的歷史選擇是明顯的。他在小說和《詩說》中曾自覺地與朱子論辯，王玉輝形象不妨視作歷史上這一論辯的文學產兒。至於吳敬梓受顏（元）李（塨）學派的影響，自胡適指出后，學界蓋已認同，兩者之間還有個聯系人程廷祚。吳敬梓離泰州學派已有年，但思想聯系的脈絡也不是無跡可尋。新見趙興勤等的《儒林外史楔子中王冕文化性格解讀》，就尋出了一些線索：吳敬梓生活的皖蘇地區(qū),自中晚明以降王學左派非?；钴S，書院林立，滁州全椒古稱南譙，有南譙書院（精舍），主其事的戚賢，不僅曾受學于王陽明，而且與王學門人王畿交厚，王畿多次到南譙書院，并與錢德洪等同往舉行“南譙會”。綜上可知，王學左派與明末清初的顧、黃、王三大家以及稍后的顏李學派一起，相繼影響著吳敬梓和《儒林外史》。吳敬梓與明清時代的進步思想文化真有緊密的聯系。
三、藉多學科多棱鏡透析小說華彩
與“狂”相關，左派王學崇奇尚異。吳敬梓把這種思潮引進小說創(chuàng)作，在小說內容和呈現方式上都講究“奇”。古代小說戲曲本有“非奇不傳”的“傳奇”傳統(tǒng)，吳敬梓則沿著世情小說的路子，不取非現實題材，“迥異玄虛荒渺之談”（《儒林外史》閑齋老人序），與王學左派“百姓日用”理路的軌轍同向，從“家常日用”（閑齋老人序）的百姓日?，F實生活取材。這樣的“常”又如何能出“奇”呢?他一方面在日?，F實生活中發(fā)掘奇，另一方面，與“致良知”理路的軌轍同趨，著力向內，向無比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搜尋“奇”。吳敬梓是個窺探人性心理的天才小說家，他善于捕捉帶有某種迂執(zhí)征（還不到“癥”的程度）的精神狀態(tài)，寫出帶有某種心理扭曲、心理疾患的人物，從其精神跌宕起伏而出現的裂隙，開掘進去，掘得深，掘出“奇”。這就寫到文化的深層——精神文化層面，用得上心理學、精神分析法。小說第二回寫周進，以精準細膩的白描，寫出“哭的四幕劇”：他是個考了幾十年還考不上秀才的老童生，從而郁積成心病，心理創(chuàng)傷很深。第二幕是年齡在孫子輩的新秀才梅玖，挖空心思，殘忍地當眾奚落、嘲諷、挖苦他還不是秀才，一句句話就像利刃，一刀刀刺著他的精神創(chuàng)傷，侮弄得他欲哭無淚；第三幕又被年齡在兒子輩的新舉人王惠，百般踩壓，壓得他喘不過氣、抬不起頭，精神創(chuàng)傷愈深愈痛。他都只有捺定性子，以無奈的卑順默默忍受，而忍受越久，心理所承擔的壓力就越大，精神消耗就越厲害。第四幕當他偶到貢院，挨近秀才考舉人的號板，這與創(chuàng)傷相聯系的因子，一下子擊中他神經的最敏感的傷口，引起對創(chuàng)傷的再感受，痛苦至極，產生創(chuàng)傷應激障礙，長久郁結在心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絕望之情，頓時像沖決堤壩的洪水，傾瀉出來，心理活動的協調機制遭到嚴重損害，導致情緒失控、性情偏離、行為異常，于是不顧羞恥，“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北还嘈押?，還連續(xù)猛撞號板，嚎啕痛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鮮血來”。撞號板這一神經失常的情節(jié)，出人意表而實在理中，大多數精神危機都在潛意識中潛伏很長時間，不斷往上涌而終于涌上來爆發(fā)出精神危機，通過這種爆發(fā)出來的激烈舉動，作家把犀利的筆鋒一直伸進人物最深的精神褶縫里去，顯現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接著寫范進，積壓著長年因科場蹭蹬而受盡屈辱的精神痛楚，在命運驀然逆轉突變的中舉當口，疲備脆弱的神經再也經不起顛簸而分裂，作家抓住這精神病發(fā)的瞬間，寫出積久以來的心理疾患。馬二先生迂執(zhí)地做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熱夢，遇御書而像孩童“過家家”似的認乎其真地叩拜天子，從這近乎荒誕的滑稽戲，顯現官迷心竅之痼疾。王玉輝抱著修禮書成賢的迂執(zhí)，見女兒絕食殉夫而嘶喊“死的好!”嗣后又出現精神痙攣。他們的“奇”態(tài)都經得起心理分析（當然心理學要與社會學結合，尋出其社會病因），都看似出奇而實在常理之中，是常中見奇。更妙的是用精神分析法分析婁三婁四公子唐吉訶德般的精神夢幻，以及楊執(zhí)中的三層性格：意識中的科名干祿，前意識中的名士高人，潛意識中的粗鄙俗人，三者交相疊映，頗令人莫衷一是。
魯迅自己說，譏諷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論《儒林外史》的藝術不能只停留于講諷刺的層面。我們應當像恩格斯說的那樣，運用“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相統(tǒng)一的方法，從美學理論的高度，從文學作品的審美創(chuàng)造和鑒賞規(guī)律出發(fā)，對作品進行審美把握和美學分析。由此可以賞析范進中舉前后“笑的三重奏”：對胡屠戶是“滑稽的笑”“明朗的笑”；對中舉前和剛中舉時的范進是“含淚的笑”，其中隱含著深沉的哀痛，這也是整部《儒林外史》的總基調；對張靜齋和中舉后與之沆瀣一氣的范進是“嚴冷滅裂的笑”，是尖利的譏刺。《儒林外史》是由多種不同音調協奏出的交響樂，切不可把它單一化。
魯迅用“慼而能諧，婉而多諷”概括《儒林外史）的藝術?！爸C”指諧謔，滑稽而略帶戲弄，這使《儒林外史》具有鮮明的喜劇美學特征。但它又不是單純的“諧”，這個“諧”（喜劇性）是以“慼”（悲劇性）為底色，是“慼而能諧“，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吳敬梓把解剖刀伸向士林中的喜劇性格時，總是逼視到隱藏于中的悲劇性的生活本質，其瞬間的可笑是以他們整個生命的可悲為底蘊的，最“奇”的舉止恰恰是最令人驚悚的痛點。作家總是迫使你在笑聲中把思緒從喜劇性伸向造成這種可笑的社會環(huán)境，領會“一代文人有厄”的歷史悲劇，咀嚼作品蘊含的對人生、對生活、對社會的深沉思慮。這種悲喜融合的藝術形象在反映生活上達到一個新的層面，在審美欣賞上，給讀者提供了更為豐富的美感享受。這該是《儒林外史》“偉大”在藝術上的標志。
（作者：李漢秋，系第七屆至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儒林外史》學會（籌）原會長）
來源： 光明網